步入仕途

　　景德元年（1004年），富弼出生于洛阳。起初，他的母亲韩氏身怀有孕，梦见旌旗鹤大雁降落在庭院中，说是上天赦免，不久生下富弼。年轻时坚持学习，气量大度，范仲淹见到他后十分惊奇，说：“帝王的辅佐之才。”将他所写的文章拿给王曾、晏殊看，晏殊将女儿嫁给他。

　　宋仁宗恢复制科，范仲淹对富弼说：“你应当通过这种途径进入仕途。”推举茂才异等，授将作监丞、签书河阳判官。范仲淹由于争论废除皇后之事而遭贬，富弼上书说：“这是一举而二失，即使不能恢复皇后之位，也应该将职位归还给范仲淹。”没被采纳。任绛州通判，升任直集贤院。

　　明道二年（1033年），西平王李元昊称帝，建立西夏政权。富弼上疏陈述八件事，请求斩杀李元昊派来的使者，奉召任开封府推官、知谏院。

　　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，正月初一发生了日食，富弼请求撤销宴会和舞乐，在别馆中赐予西夏使者酒饭。执政认为不行，富弼说：“万一契丹这样做，是朝廷的羞辱。”后来听说契丹果然撤除了宴会，仁宗深感后悔。这时禁止大臣超越职位上书言事，富弼因此议论日食，极力声明应付天象变化还不如使下情畅通，于是解除了禁令。

　　李元昊进犯鄜延，攻占金明，钤辖卢守钺不救助，内侍黄德和带兵逃走，大将刘平战死，黄德和诬陷他向敌人投降。富弼请求巡按审理此案，黄德和被腰斩。夏守赟任陕西都部署，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。

　　富弼说：“任用夏守赟就已经被天下人讥笑，如今又对王守忠加以任用，这大概与唐朝监军没有什么差异。卢守勤心、黄德和失败的事情，还能重复吗？”诏令罢免王守忠。又请求让宰相兼领枢密院。这时西夏有二位首领前来归降，朝廷对他们只是补借奉职。富弼说应当给他们丰厚的赏赐以便规劝人前来降服。事情下到中书，宰相起初不知此事。富弼叹息说：“这难道是一件小事吗？而宰相却不知道！”更加极力论说此事，这样就听从了富弼的建议。授职盐铁判官、史馆修撰，奉命出使辽国。

　　接见辽使

　　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，富弼出任知制诰，纠察在京师的刑事案件。官吏中有伪造僧侣名册，开封府不敢治罪。富弼告诉执政者，请求将官吏捉拿交付狱吏，宰相吕夷简不高兴。

　　正好辽国在边境驻扎军队，派遣大臣萧英、刘六符前来索要关南土地。朝廷选择聘答的人员，都认为辽国情形不能预测，不敢前行，吕夷简因此推荐富弼。欧阳修引用唐朝大臣颜真卿晓谕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出使之事（颜真卿被宰相卢杞排挤出使，为李希烈扣押，最终遇害），请将富弼留在京师，吕夷简没有上报朝廷。富弼就入朝进对，叩头说：“人主忧虑臣下耻辱，臣下不敢爱惜生命贪生怕死。”仁宗为此深受感动，先让富弼接待陪伴辽国使者。

　　萧英等进入宋朝境内，朝廷中使迎接慰劳，萧英声称有病不答谢。富弼说：“我从前出使北方，病卧在车中，听到命令就起来了。如今中使到而你不拜谢，什么原因呢？”萧英慌忙起来拜谢。富弼与萧英敞开胸怀尽情而谈，萧英十分感动高兴，也不再隐瞒实情，就将辽兴宗所要求的一切暗中告诉给了富弼说：“能顺从，就顺从他，不能顺从，就用一件事情来搪塞他就足够。”富弼将这些全部汇报给仁宗。仁宗只答应增加岁币，并将宗室女子嫁给辽国皇子。

　　两盟契丹

　　仁宗任富弼为枢密直学士，富弼辞谢说：“国家有难，按理应不害怕烦劳，为什么反而用官爵来授人呢？”于是担任使者聘答。到契丹后，刘六符到别馆设宴。富弼见辽兴宗问好，辽兴宗说：“南朝违背盟约，堵塞雁门，增加塘水，修治城隍，让老百姓成为士兵，想要干什么？群臣请求兴兵南下，我对他们说不如派遣使者索要土地，索求而没有获得，兴兵也不为晚。”

　　富弼说：“北朝忘记了章圣皇帝（宋真宗）的大恩大德吗？澶渊战役，章圣皇帝如果听从各位将领的建议，北朝军队将一个也不能脱逃。而且北朝与中原互通友好，这样作为人主独享其好处，但臣下一无所有。如果要发动战争，就会利益全部归于臣下，而人主就要承担祸患。因此奉劝发动战争的人都是替自己考虑罢了。”

　　辽兴宗惊讶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富弼说：“晋高祖欺骗上天背叛君主，末帝昏乱，土地疆域狭小，上下离心叛乱，因此契丹能保全军队而战胜他们，但壮士健马物资也失去一大半。如今中国疆域万里，精兵百万，法令严明，上下一心，北朝打算发动战争，能保住一定能获胜吗？即使获胜，损失的军队马匹，是群臣负责，还是人主负责？如果互通友好不断绝，岁币全部归人主，群臣又能享有什么利益呢？”

　　辽兴宗彻底觉悟，不断地点头加以肯定。富弼又说：“堵塞雁门，是为了防备赵元昊。塘水开始于何承矩，这件事在互通友好之前就有了。城隍都是修理好的，让老百姓当士兵也是为了补充军队的缺额，并不是违背盟约。”辽兴宗说：“没有你的话，我不知道其中的详情，但所要求的土地，是祖宗过去的地盘。”富弼说：“晋以卢龙送给契丹，周世宗又攻取关南，都是不同时代的事情，如果各自索要土地，难道对北朝有利吗？”

　　从辽兴宗处出来后，刘六符说：“我们的君主感到接受金帛是耻辱，坚决要求十县，怎么办？”富弼说：“本朝皇帝说，朕替祖宗坚守国土，怎能随便将土地送给别人呢。北朝要求的，不过是租赋而已。朕不忍心多杀死两朝赤心之臣，因此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来代替。如果一定要索取土地的话，这就是一定要破坏盟约，假借这点作为托词罢了。澶渊之盟，天地鬼神亲自看到了。如今北朝先发兵挑起事端，过错不在我们。天地鬼神，难道能欺骗吗？”第二天，辽兴宗召富弼一同打猎，将富弼的马靠近自己，又说获得土地就可以长久欢乐友好。

　　富弼反复陈述不能这样，并且说：“北朝既然以获得土地当作荣耀，南朝一定会以失去土地为耻辱。兄弟之国，又怎能一国荣耀一国耻辱呢？”打完猎后，刘六符说：“我们君主听到您所说的荣辱的话，意向十分感动觉悟。如今只有结成婚姻才能够商议了。”

　　富弼说：“婚姻容易产生埋怨隔阂。本朝长公主出嫁，所送聘礼不超过十万缗，哪里有像岁币那样无穷的利益呢？”辽兴宗告诉富弼让他回去，说：“等你再来时，应当选择一项能接受的条件，你就将盟誓书约带来。”

　　富弼回朝传达辽兴宗的要求，又从朝廷得到两条盟约及口传之词前往辽国。在乐寿驻扎，对副使张茂实说：“我作为使者而不看国书，假如国书言词与口传之词不同，我的事情就失败了。”打开国书看果然与口传之词不同，立即骑马回到京师，在晚上请求觐见，改换国书才前行。等到达时，辽国不再商议结婚之事，一心要增加岁币，辽兴宗说：“南朝将东西给我们时言辞应当说‘献’，否则就说‘纳’。”富弼为此据以力争，辽兴宗说：“南朝既然害怕我们，对这两个字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我们率领军队南下，不后悔吗？”

　　富弼说：“本朝兼爱南北，因此惮烦于更改和约，又怎能叫作害怕呢？即使不得已要动用武力，那么应当以理由充足和无理来作为胜负，这不是出使的臣下所能知道的。”辽兴宗说：“你不要固执，古代也有过这种事情。”富弼说：“自古以来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用军队，当时赠送东西，或许称作献纳。后来颉利被太宗捉拿，难道还有这样的礼节吗？”

　　富弼脸色言词都十分严肃，辽兴宗知道不能改变其想法，就说：“我自会派遣人商议此事。”又派刘六符前来。富弼回来上奏说：“臣下用死来拒绝他们，他们的气焰已受到遏制，可以不允许。”朝廷竟然将“纳”字赠与辽国。

　　富弼刚开始接受朝命，听说一女死亡；再受朝命，听说生下一个儿子，都不顾。又授职枢密直学士，迁为翰林学士，都诚恳地辞谢，说：“增加岁币不是臣下本来的愿望，只是因为正在讨伐李元昊，没有时间与契丹较量，因此不敢以死争执，怎敢接受呢！”

　　位列宰辅

　　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授职枢密副使，富弼更加坚决辞谢，改授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。七月，又授职枢密副使。富弼言：“契丹已与中原互通友好，议者就说平安无事了，万一契丹破坏盟约，臣下即使死了都还有罪。希望陛下考虑契丹轻视侮辱我们的耻辱，卧薪尝胆，不忘修治朝政。”将制诰交纳仁宗，被罢职。一个月后，又重申以前的任命，让宰相告诉他说：“这是朝廷特地任用，不是由于出使辽国的缘故。”富弼才接受任命。

　　仁宗急切地用天下太平来督责宰相辅臣们，多次下诏督责富弼与范仲淹等，又打开天章阁，给予笔和纸，让他们写下要办的事情；并且任命范仲淹主管西部边境之事，富弼主管北部边境之事。富弼上奏当世的事务十余条和安定边防的策略十三条，大致内容是进纳贤才斥退无能、阻止侥幸之徒、革除过去的弊端为根本，打算逐步更换监司中没有才能的人，让监司裁减所属各部的官吏。自此“小人始不悦矣”。

　　李元昊派遣使者带来书信，称男不称臣。富弼说：“李元昊臣服契丹，而不向我们称臣，这样契丹就是天下无敌了，不能允许。”于是斥退其使者，西夏终于向宋朝称臣。

　　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，辽国在云中受礼，而且出动军队与西夏一起讨伐呆儿族，这里离河东很近，仁宗怀疑二边共同谋划。富弼说：“没有理由出兵，契丹是不会干的。李元昊本来与契丹相约互为左右，如今契丹单独享有大量的岁币，李元昊有怨言，因此在威塞筑城加以防备。呆儿族多次进犯威塞，契丹怀疑是李元昊指使的，因此造成了这场战争，怎会联合起来进犯我们呢？”有人请求调动军队加以防备，富弼说：“这样正好中了他的计，臣下请求任其如此。”仁宗于是停止发兵，辽国终于没有进犯宋朝。夏竦不得志，用流言蜚语来中伤富弼。富弼害怕，请求宣抚河北，回到京师后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。一年多后，谗言没有得到效果，加给事中，移青州，兼任京东路安抚使。

　　救济灾民

　　河朔发生大水，老百姓到处流浪讨饭。富弼规劝所部属的老百姓拿出粮食，加以政府的粮食，获得公私庐舍十余万栋，将流民各地安排，以供给柴水。官吏中前资、待缺、寄居的都给予俸禄，让他们在老百姓聚集的地方，对老病衰弱者给予粮食，记载这些官吏的功劳，约定到时候替他们上奏请求赏赐。一般五天，就派人拿着酒肉饭菜进行慰问，出于最大的诚心，人人都尽力而为。山泽森林池塘之出产有利于老百姓生活的，都听任流民自行获取，死了的人用大坑合葬，将它叫作“丛冢”。第二年，麦子成熟，老百姓依路的远近接受粮食回家，共救活五十余万人，招募流民为兵达万人。

　　仁宗听说后，派遣使者嘉奖慰问，授礼部侍郎。富弼说：“这是守臣的职责。”辞谢不予接受。在此之前，救灾的都将老百姓聚集在城中，给流民煮粥吃，结果导致疾病，以及互相践踏，有的等待救济数天都不能吃到粥而饿倒，名义是救济灾民，实际上是杀死灾民。自从富弼立法简便周到详尽，天下相传来作为样板。

　　富弼在青州，曾训练马步军九指挥，加强军队战斗力。到滕元发知青州后，秉承其强军的方略。后来各路兵马在历次征战中损失众多，唯有“青州兵至今为盛”。

　　再度拜相

　　王则叛乱，齐州禁兵打算响应，有人到富弼处进行禀告。齐州禁兵不归富弼统领，担心事情泄露发生变乱，刚好宦官张从训受命来到青州，富弼考虑他可以任用，暗中将此事交付给他，让他骑马到齐州，发动士卒攻取齐州，结果兵败，没有一人得以逃脱。立即自己弹劾所犯专擅的过失，仁宗更加奖赏他，又让他任礼部侍郎，又辞谢不接受。升为大学士，调任知郑州、蔡州、河阳，加观文殿学士，改宣徽南院使、判并州。

　　至和二年（1055年），诏令授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与文彦博同时被任命。宣制那天，士大夫在朝廷互相庆贺。仁宗暗中观察知道此事，对欧阳修说：“古人看命观相，有的从梦中和占卜中得知，难道像如今人情这样吗？”欧阳修叩头致贺。仁宗身体不适，大臣不能得见，中外忧虑害怕。富弼、文彦博入朝询问病情，于是假祭祀之事住宿到晚上，每件事都禀报后才做，宫内严肃整齐。

　　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，进礼部尚书、昭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。富弼为相，遵守礼仪，按过去的办法处理问题，顺从公议，没有任何偏心。史称其时“百官任职（尽职），天下无事”。

　　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三月，富弼由于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，诏令为此免除春宴。按过去惯例，宰相遇到丧事都起任官复原位。仁宗空着职位五次起用他，富弼说这是金革变礼，在太平之世不能施行，终于不听从任命。

　　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，宋英宗赵曙即位，召富弼为枢密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再加户部尚书。

　　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，富弼因足疾请求解职，英宗极力挽留，但富弼接连上陈二十余道请辞奏疏。七月，英宗授他为镇海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河阳军（《宋史》作判扬州），封祁国公。

　　劝谏神宗

　　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，宋神宗赵顼即位，富弼改任武宁军节度使，进封郑国公。富弼又请求罢去自己节度使的职位，神宗于是改授他为尚书左仆射、观文殿大学士、集禧观使，并召其入朝。富弼再次以足疾为由推辞，第二次出判河阳军。

　　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，调判汝州。诏令入朝觐见，允许患病的富弼坐轿到殿门。神宗前往内东门的小殿，让富弼的儿子富绍隆从宫门进入，而且命他们不要跪拜，坐下谈话。神宗从容地向富弼询问治国之道，富弼知道神宗果敢有所作为，上对说：“人主的喜好和厌恶，不能让人窥测到；能窥测，那样奸人就会逢迎。应当像天监视人一样，善恶都自取，然后进行惩罚奖赏，这样功劳和罪恶都各得其实情。”又询问边疆之事，富弼说：“陛下即位不久，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恩惠，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。”神宗沉默不语。到日影西移才告退。神宗打算让富弼以集禧观使之衔留在京师，但他极力推辞，仍回到汝州。

　　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二月，富弼被升授为司空兼侍中，并获赐甲第（上等府第），富弼尽皆全部辞谢，改拜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　　这时有人向神宗说灾异都是天数，不是人事得失所导致的。富弼听后叹息说：“人君害怕的只有天，如果不畏惧苍天，又有什么事不能干呢？这一定是奸人想进邪说，来动摇皇帝的意志，让辅佐谏争的大臣，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才能。这是治乱的关键，不能不尽快救治。”就上书数千言，极力论说此事。又说：“君子小人的进退，关系到皇帝治道的消退与增长，希望仔细辨察，不要以相同为喜相异为怒、以喜怒决定任用取舍。陛下喜欢派人侦察外边的事情，因此奸邪险恶之人得志。又发布很多亲自写的批文，如果每件事都正确，这也不是做君主的办法；假如十分之七八正确，积日累月，过失也就多了。如今朝廷内外的事务逐步有所变化，大抵是小人喜欢制造事端，希望陛下仔细观察，不要有后悔的地方。”

　　这时很长时间发生干旱，群臣请求奉尊号和使用祭乐，神宗不允许，而以同天节辽国使者应当给皇帝做寿，因此没有拒绝他的请求。富弼说这是扩大德行的，正应当用这个来在天下显示，乞求一并罢免上寿。神宗听从了富弼的建议，当天就下雨。富弼又上疏，希望更加畏惧上天的警戒，疏远奸邪佞恶，亲近忠良。神宗亲自书写诏书进行褒奖答谢。

　　力反变法

　　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（副相）。王安石向来与富弼不和，富弼考虑不能和他争执，多次声称有病告退，数十次上章。神宗将允许他告退，问他说：“你告退，谁能够代替你？”富弼推荐文彦博，神宗沉默不语，很久了才说：“王安石怎么样？”富弼也沉默不语。八月，出授武宁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河南府。经富弼请求，改判亳州。

　　青苗法颁布后，富弼认为这样就会财利聚集于朝廷，而人心分散，坚持不执行。提举官赵济弹劾富弼不执行圣旨，侍御史邓绾又乞求将其交付有司处置，于是以左仆射之职改判汝州。王安石说：“富弼虽受责罚，还不失于富贵。从前鲧由于违命被诛杀，共工由于貌似恭敬而内心傲狠被流放，富弼同时犯有这两条罪行，只夺去使相之位，又怎能阻止奸邪呢？”神宗不回答。富弼说：“新法，臣下不知晓，不能用来在我的郡县实行，愿回洛阳养病。”神宗同意。不久后，富弼上疏请求告老回乡，神宗恢复其武宁军节度使及同平章事之职，命其以司空、韩国公之衔致仕。

　　富弼虽然居住在家，朝廷有大事，他都知无不言。郭逵征讨安南，他乞求诏令郭逵选择有利地位以便进退，来保全军队；契丹争执河东地边界，富弼认为朝廷不能答应给地；星象发生变化，请求广开言路；又请求尽快更改新法，来解除百姓倒悬之急。神宗虽然没有全部采用，但眷念礼待没有减少，曾经因为王安石要推行某种新措施，神宗推辞说：“富弼亲手书写上疏称‘老臣无所告诉，只望着屋顶私下叹息’的那种情形，很快就会出现了。”神宗对他如此敬重。

　　临终犹谏

　　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，“元丰改制”施行，富弼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同年，前宰相王尧臣之子王同老上书朝廷说：“先父（王尧臣）任参知政事时，正当仁宗服药，曾经与富弼和文彦博商议立皇储之事，正巧第二天仁宗病愈，此事就作罢。”神宗向文彦博确认后方得知实情。神宗嘉奖富弼不自夸功劳，授他为司徒，并升其子富绍京为阁门祗候。

　　元丰六年闰六月二十二日（1083年8月8日），富弼在洛阳的家中去世，终年八十岁。亲手封存遗奏，让他的儿子富绍庭献给朝廷，大致内容是说：“陛下即位的时候，正是邪臣采纳进言任命官员的时候，听受不适宜，致使陛下失聪误明，逐渐养成祸患。如今上自辅臣，下到士人，都害怕祸乱图谋利益，长久以来成了一种败坏的风气，忠诚正直之言，不能再让陛下听到。臣下年老害病将要死了，还有什么要求呢？只是不忍心陛下辜负圣明，于是倾尽肝胆，希望陛下哀惜怜悯愚臣，对愚臣之议加以采纳。去年永乐之役（指1082年的宋夏永乐城之战），兵民死亡数十万人。如今久戍（意指长年征战）不止，难道能讳言过失，由于失败感到耻辱而不考虑挽救当时的祸患吗？天地是最仁慈的，难道会和羌夷较量曲直胜负吗？希望归还侵占的土地，停止战争让老百姓得到休息，让关、陕之间，慢慢地产生生机。加上陕西又设置保甲，修葺教场，州县都实行，势头犹如星星之火形成燎燃之势，人人都惶恐害怕，很难再任用，还不如罢免停止来怀柔安抚。臣下所陈述的事情，都是对于国事的济助立竿见影的。至于最重要的道理，则在于圣人的遗教，以及所用的是君子、小人的辨别。陛下审查观看天下形势，难道认为不值得担忧吗？”

　　神宗览奏后，感到震惊痛悼，为他辍朝三日，亲撰祭文祭奠，追赠太尉，谥号“文忠”。 同年十一月，富弼葬于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的南张里。

　　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六月，富弼配享宋神宗庙庭。宋哲宗亲自篆其碑首为“显忠尚德”，让翰林学士苏轼撰文刻写。次年，加赠太师。

　　绍圣三年（1096年），宰相章惇执政，认为富弼“弼得罪先帝（神宗）”，免除了他配享庙庭的资格。到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宋钦宗重新让富弼配享庙庭。

　　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，富弼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，当时北宋诸臣入祀的还有吕蒙正、李沆、寇准、王曾、范仲淹、韩琦、文彦博、司马光。